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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通史》: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

文化产业网出版发行2021-01-19 21:37:50 阅读

《中国通史》 吕思勉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

“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,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,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。”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曾说过的话,他称吕思勉为“最敬仰的前辈学人之一”。

鲜被提及的《吕著中国通史》

吕思勉一生著作颇多,其中通史类的就有两种,即1923年出版的《白话本国史》,以及1940年出版的《吕著中国通史》(下卷于1944年出版)。奇怪的是,作为吕思勉的成名作《白话本国史》影响甚巨;相比之下,这本被顾颉刚先生赞为“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,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,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”的《吕著中国通史》,被提及的却很少。

原因有三:

其一,体例不同造成阅读门槛高低有别:《白话本国史》按时间脉络梳理,与中学历史课本体例近似,比较易读;《中国通史》的上卷则是专题史,从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财产、官制、选举、赋税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货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共18个角度分别梳理,对于不太了解相关背景、只想读故事的读者,构成一定的阅读障碍。

其二,写作诉求不同:《白话本国史》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书籍中存在的两大问题(一是随意使用材料,许多史实无关紧要;二是主观想象太多,背离历史事实)而作,有正本清源之效,读者比较容易接受;而《中国通史》则是吕思勉在沦陷区作为“孤岛上的斗士”,为坚定国人“抗战必胜”的信念而作,主旨是“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,数千年的大国、古国,而没有前途之理”,则世易时移,书中所含关切,后来的读者不易体察。

其三,理论核心不同:《白话本国史》依照进化论写成,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观念;《中国通史》则更多关注民生,根据“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,都是主张均贫富的”,提出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们的社会改革”的结论,可这些“社会科学的立场”较理论化,且在一些概念的使用上略显随意,有想当然的成分,影响了其说服力。

通则难专的困境

吕思勉的学术方法基本来自旧学,即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,形成自己的理解。吕思勉曾说“一生读二十四史,又一生记笔记”,这种贯通性、综合性的认识,与现代史学重视的专题性研究方法迥然不同。

传统史学重在“通”,力图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,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,即“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,而观其会通”。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:史料太多,难以尽读。

以太平天国史为例,跨度仅14年,相关文献却已多达三千万字,几千年中国史的材料更是浩如烟海。在无法尽读的前提下,任何“通”都可能是以偏概全的结果。更麻烦的是,随着考古发展,不断有新史料出现,则今天勉强说“通”的,明天可能就成为“不通”。

梁启超曾多次计划写作中国通史,最终却放弃了,他感慨说:“即使有暇日,有耐性,遍读应读之书,而尚非有极敏之眼光,极高之学识,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,某条无用,徒枉费时日脑力。”陈寅恪先生也曾计划写中国通史,最终亦不得不放弃。

“通则难专”,这也是吕思勉先生写作《中国通史》时,遭遇的困境。

比如写衣食,作者显然不了解现代考古成果,未将狩猎-采集转向农耕的过程写出来,体现在文本上,似乎各地农耕过程都一样、物产都一样、文化都一样,这就很难深入揭示食物与人的关系,也无法解释农耕社会内部的高度复杂性。再如写货币,作者似乎也不太了解在前市场经济阶段,熟人社会中曾盛行信用经济,从而对早期货币做出了错误的解释。

细节考证常令人拍案叫绝

当这些“小毛病”不断出现时,会有一些读者对《中国通史》的可靠性产生怀疑。但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忽略了这本书在细节考证上常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一面。

比如在衣食部分,作者根据《仪礼》中“其牲狗”“妇特以豚馈”,提出“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,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”,反证“家”字为何从豕。

再如在货币部分,作者敏锐地发现,明代黄金与白银价格比为1:5,与汉代完全相同。由此可证,古代文献中黄金记载颇多,而后来却很少,并不是这些黄金失踪了,或被消耗在宗教活动中,而是原本聚于贵族,后来多藏富于民,黄金总量变化不大,只是分配方式改变了,堪称见识非凡。

这样精彩之处,在《中国通史》中比比皆是。

比如:对比唐代党争与宋代党争的区别,提出“唐世徒为私利,而宋世实有政见之不同”;指出王莽并非篡位,而是变革需要权力资源,上位是历史需要的结果;对比汉唐,提出唐朝实力远不如汉朝,因唐朝制度上存有缺陷;对秦始皇提出全新认识,“秦始皇的政策虽好,行之却似过于急进”……

传统学者长于立论,不甚解释,只有了解立论背景者,方知创造性所在,这可称是治通史者的又一“原罪”。吕思勉当然知道相关的肤浅议论,他的立论必有理由,只有结合历史变迁的大脉络,才知他为何这么说。遗憾的是,很多人没看过同样多的背景材料,只从直觉出发,便贸然臧否。

不过,老一代学者虽然对文字材料运用得极为精熟,但缺乏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,易落入观念的陷阱中。《中国通史》便有过度向“新史学”靠拢的问题。

所谓“新史学”,指1902年梁启超在《新史学》中提出,应按进化论的方法写中国史,务求从史料中梳理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、从简单到复杂的“发展脉络”来。这就很容易被辉格史观所套牢,把当下的价值视为永恒的价值,从历史中找其根据。

在《中国通史》中,对古代“民主”的辩护、对经济的理解,都有辉格史学的痕迹。其结果是,表面看言之凿凿,其实不自觉地为理性的狂妄提供了背书。但平心而论,《中国通史》在细节上其实与进化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,毕竟吕思勉的长处是对史料的爬梳。

失去了“通”,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

由此引人深思:当代学者有更扎实的社会科学功底,为何却很难再写出《中国通史》这样有趣的书?

当代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日渐专业化,一个小而深的话题动辄几十万字,很难有人再去做“通”的功夫,而失去了“通”,则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。历史研究正沦为专业人员之间“对暗号”,只有准确说出一个词的背景,才算“自己人”。这种历史研究已不再承担鉴往知来的责任,而是走向“为知识而知识”,甚至是“琐碎即知识”。至于《中国通史》这样的著作,在今天反而被视为“文学”。

今天,还有多少人会出于时代责任感去写一部历史书呢?失去了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情怀,读史的意义何在?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是丧失历史视野,是放弃对历史趋势的探索,历史学还会有未来吗?

历史写作必须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升,不论吕思勉所著《中国通史》中有多少槽点,它依然是在民族最黯淡时,一位智者留给后人的不朽篇章,它注定是有力量的,关键在于如何去读它,如何从中获得营养。

正如钱穆先生所说: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”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,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……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,一切诿卸于古人。”

“温存与敬意”,也许就是读《中国通史》的最佳角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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